第九章
滇西几百公里的盘山公路上，星移斗转之间，所有的老“解放”尽皆销声匿迹，现在不管上山下山，驰北奔南的全换成了崭新的“东风”车，谁不以为是个大奇事呢！
大批的新车涌进了总站，如同衰老的肌体突然输入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极大的活力。
看着这些方头大脑，威武雄壮的家伙，谁不想亲自沾一沾呢？听听那些接车回来的爷们哥们的夸赞吧——“嘿，跟老车就是不一样。跑得快，拉得多，耗油省，自卸货，视野宽，座位阔，刹车灵，好操作。”反正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没有哪处不好了，什么时候才能上去实打实地开一开呢。
车队里的情况骤然大变，原先悠然自得觉得沾了大便宜的预备驾驶员，这下在家里的板凳上也坐不稳了。看那些接车的人们，出去集训了一个星期，一人驾着一辆跑回来，真够神气的。现在要再不抓紧练习，往后恐怕就只有伺弄旧车的份了。那样的话，走到哪里也矮着人家半个头。遇上个乡亲故知，新交旧识，朋友对象，同学尊师的，无意聊起：“伙计，你们不是全站换新了吗，怎么还捣鼓这破烂呀？”那脸面往哪搁呢，羞愧难言，无地自容。所以，队上不分老少，都想方设法，争先恐后，跟车出去了。
这么一来，呆在家中的人就没几个了。今早参加学习的，包括专职的管理人员，才有十五人，真使书记许进山恼火。人太少了，分散在大厅的各个角落，显得太稀疏了，组织什么活动也不合适。
学习结束了，大家嬉笑着散去。唯有许进山带着怒色，一言不发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进门后，随手把门关上，将报纸丢在桌上，整个身体倒靠在椅子上。今天他心绪不好，不打算细心的扫地擦桌了。点燃了一支烟，闷闷地吸着。近来好些不顺心的事，全憋在心里，对同事又不好任意发泄，此时他想把一切都认真考虑考虑，理出了头绪。
办公室里，三张办公桌各置一方。可是两位队长都称抓生产，已多日不见了。一个跑运输上公路去了，一个处理破旧车辆下车间，做什么也不通个气。
许进山当了十年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从他一上任开始，就把全队的政治学习立为自己所有工作的第一要事来抓。多少年来，经历了风雨动荡的局面，安定团结的环境，不管上边提倡也好，不提倡也好，他总是紧紧抓住不放。四队的政治学习从来是总站排头的。近年来搞改革，车辆承包下去，抓经济成了重头戏。那末，学习还要不要？其它车队大多名存实亡，有的书记甚至也包了辆车，挣钱赢利捞奖金去了。最后还是四队在风口浪尖顶住了冲击，为此他去年还被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只是如今情况天天变，学习该怎么组织呢？光读报纸不行，讲解少了人们不当回事，说多了又怕失口让人笑话。能不能改换个新的方式呢？许进山在苦苦思索着。这个从滇西北深山老林走出来的纳西族汉子，又一次陷入漫天障地的云雾中。他和易天昭一样，赶上建站初期的大招工，刚能说几句普通话，就被送去学开车。由于他思维敏捷，思想进步，很快被他的师傅看中，列为重点培养的对象。当时全站就一个队，师傅既是队长又兼书记，得到他的重视是相当荣耀的。不光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开长途车，爬盘山路，还得越来越多地学会应付交通运输以外诚的活动。他是少数民族的先进代表，又是青年工人的模范人物，州里省里有啥大嗅议都叫他去参加。那年的全国民族青年联欢大会，他就是云南省的代表。按会议的程序还准备上北京欢度国庆，登天安门，见毛主席。遗憾的是给文革冲掉了，没能成行。经历的事多了，意识也起了变化，他很早就感到不能以单纯的粗鲁强悍的山里人性格立足在这块土地上了。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模仿汉人，模仿白族人，最主要还是在师傅的指导下，努力地开始学习文化，光扫盲班就上了三期，各种培训班也参加了不少，连初一考试的卷子只差八分没过关。他还有多项辉煌的事迹在站内流传：文革时他还是学习毛主席着作的标兵呢。不是吗？下关总站第一个通读《毛选》的少数民族职工，此事轰动一时，报到了省厅。也是在那火热的年代加入了中国**。本想一鼓作气，再通读马列着作。但一沾边就被惊呆了，外国人到底是外国人，平常一句话他偏要给你七拐八转，深奥莫测。一篇文章就是一大本书，绝非一般人可以领悟的。虽然一本也没念完，但他努力钻研革命真理的精神和他为收集精典文献不惜借贷的行为，都是再无一人所能超越的。总站工作重新进入正轨后，革委会就派他出任四车队的支部书记。
十年来，经过无数高山和峡谷，许进山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而今又遇上点小麻烦，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绝不会的，新的问题就要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这样想——每个星期有六次学习，以往都是一味的念报告，读社论。现在既然什么都讲搞改革，在这上面也不妨增加些内容。根据车队的特点，是否来一次安全学习，可以由安全员负责；再搞一次技术学习，让副队长来抓；另外几天，组织一次工会活动，叫工会主席也发挥发挥才干；还可以组织党团支部的活动，那对支部建设和提高党团员的思想觉悟都是有益的。剩下的嘛，队上有啥安排也可随时向众人说明。这样，一星期就只有一两天要读报了，那可好办多了。
想到这里，许进山感觉一阵快慰。怪不得老朱经常说，人的聪明全靠学用结合造就的，哪个民族都有自家的天才与人杰。要紧的是不能总照老皇历编写老套路，得经常思索些别人没想到的东西，你的脑子就肯定会越用越灵活，越使越精明。只怨没有早些悟出里头的道理，而不能怨天怨地怨时怨人。他站起来，把杯中的残茶倒掉，重新沏了一杯，细细品尝着，继续把刚出现的念头向深处完善。越想越觉得其中可取之处果真不少。
不过，现实情况并不太乐观。从这里一想开去，接踵而至的又是大堆伤脑筋的事。车队各种组织不够健全，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想寄希望由它们各自独当一面，难哪。
就说党支部吧。连正常的支部生活也不健全，开车人长期在外，有的人已两三年没参加活动了，最糟糕的是有人连党费也不交了。每月发工资期间，当书记的简直就象个讨账的穆仁智四处要钱。“老张，你这个月的党费是一元五角。”“老李，你有三个月没交党费了。”如此而已。要想在一天内把全队的党员召集到一块开个支部大会，那是绝不可能的。若能把半数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就算你有本事。去年改建支部，他就当了回录音机和传声筒，把头回会议的内容和决议记下，见到一个传达一个，前后拖了四十天，才算完成。唯一尚可以说得过去的，是全队十二个党员都不愧“先进分子”的称号，各项指标在队上皆占先。凭着这点，四队的“优秀党支部”还是过硬的，报上去的典型材料和先进事迹也实事求是，无可非议。
再说团支部呢，那就更差劲了。到底还有没有这个支部存在，已经受到了多人的疑问，几乎没人说得清了。酗子们一点不珍惜这份光荣，自然也就不热心它的活动了。前两年团支部书记还年轻，多少也算有些责任感。虽然从来没做出什么成绩，可总还记得有这回事。过上两三个月，人家总还会忙里偷闲主动来找党支部书记谈一谈，检讨一下自己的无能，述说开展工作的苦衷，表示今后努力的决心，鼓动青年向党组织靠拢。后来不行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去年结了婚，本人提出退团。但在新书记未选出之前，总站团委没有批准，而团支部又无法将新书记的头衔轻易抛给任何一个大龄团员，这事闹腾了几天就搁浅了。于是，行政走不通，他来了个自动退团，从此百事不理，一心开车。有什么事找他，给你来上一句：“找青年人去吧。”对于这样自己都不承认的团支书，你还有什么办法？
这两个支部，不管怎么样，还是正式的。真到为难之时，赶到叫劲之处，相信它们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要说工会嘛，就一点也拉不出来了。在车队，工会是个基层的群众组织，全队人员百分之百的都是会员。这样做虽好，同时也隐藏了不少弊端，太普通了，就丧失了优越感和特殊感。谁也不觉得做为会员有什么义务，谁也不清楚自身有什么责任。有人编过这么几句话来嘲弄：“工会，工会，三年不开一次会。五•；一发张电影票，国庆给点加餐费。”也难怪，车队人员分散，所有的活动都没法开展。总站组织的文艺汇演或体育比赛，在车间，在机关都好办，只要有积极分子出面牵头，哪个单位也少不了几个鸡鸣狗盗、猪拱牛顶的人物，报告领导后，集中训练上几天，总可以上阵。冠军亚军得不到，至少也弄个第三名。而在车队则不行，要车子不停就别想其它的，若想参加文体比赛就必须把车停下。
所以，队上的工会工作没人愿意干。现任的老主席挂了八年名，未做一件事。他对一切都不过问，连基本的事务，如发放过节费、存储互助金之类，尽由管理员、财务员代理。这样不称职的主席，却又连任了三届，换了几次没换下来。选老的，人家说没文化，干不好；选年轻的，酗子又说不懂事，不会干；选那些既有文化又有资历的中年人，他们又声称正值好时机，承包车辆正干得火热，拒不接受；还有就是在家的管理人员了，他们的理由更刁钻，说车队工会的负责人还是以选第一线的驾驶员为佳，有什么事要他们出力尽可发话，保证不推辞，至于主席嘛，是一定不当。
许进山年轻时也曾干过一段工会。那时人们的思想比现在纯粹多了，主席一声令，会员齐响应，居家争踊跃，千里传口信。哪样工作不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如今不行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无私性都消逝殆尽。人人眼睛都盯着钱，象从前那种靠宣传打动人心而共同为工会利益团结奋斗的集体已不存在，没有回天的本领，哪个愿把多余的精力投在这上面。越想越觉得有许多不自觉的莫名其妙的烦恼。
他端起茶杯，缓慢啜饮着，信手拈过张报纸来，无目的地翻看着。车队的报纸越来越少，这也是让他生气的一个因素。刚当书记时，每个队有六份报，光挂在报架上，大片大片就占了半边墙。后来减成四份，这还没到头。从今年开始，又不知为啥，再减两份。只剩一份《云南日报》、一份《工人日报》。下半年，总站宣传科办起了党委宣传小报，这样才又多了一份自办的周报《运输报》。对于车队的政治学习，这显然是不利的。好几次开会他向站领导提出过，可一直没有解决。
唉，实在也难怪那些只会围着办公桌叫嚷尽力减少各类不必要开支的决策人。车队上确实没多少人看报纸，准确的说，是没多少人能看报纸——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了。驾驶员经常在外，哪有报纸看？连信件也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时间一长，就连上学时认得的几个字也忘得差不多了。要了解这些人的文化程度，一定不能按其所在的“家庭户口簿”上填写的算，起码得降个等级。就是说，高中毕业的，顶多能达到初中；要初中就辍学的，了不起就是一点小学水平，谁能计算小数分数的综合运算在这里是顶级的状元知识；至于小学水平呢，一般只需要认识百十个常用字，能写出姓名、地址，应付一下工资表、拉货单上的签名就行。
许进山翻看着报纸，发现大报中夹着一张小《运输报》。咦！什么时候送来的？怎么昨天没看见？他好奇地拿起来，想看看总站内近几天有多少新鲜事上了报。头版上几个醒目的大字标题：《千里接车记》很快吸引了他。他暗暗笑道：“嘿嘿，接的什么车？是不是说的这趟跨省大旅游呀？”如果是同一件事，那倒满有趣的。占了差不多整一版，还有点看头。
他不想认真阅读，随便从中选了个段落，漫不经心地看下去。
“•；•；•；•；•；•；清晨，太阳刚刚撒出光彩，雾气里还带着深夜降下的浓重潮湿的露珠。激动了一夜的驾驶员们，此时再也躺不住了。有人跳了起来，紧跟着一个一个都起来了。离家快有个把月了，今天，将由我们亲手把这三百辆崭新的‘东风’车开回家去•；•；•；•；•；•；”
哎，真是这回事，许进山觉得有点意思，又来注意看作者是何人？——尤振雄。是吗？他不大相信这是现实，再看两遍，依然是这几个字。这可能吗？
不会是车队上的那个小青年吧？真不好让人相信。他到队上没多久，从未有过奇特的表现和突出的行为。头回到车队时，自己点名误将“尤”念为“龙”，还引起酗子们一场笑话。后来听说是原先尤老总的儿子，这才有了特殊的记忆。这个酗子工作和学习都自觉，不属于车队上下两头顶尖的人物，所以平时没多在意。
若不是这个，又能是谁呢？其它车队好象没有同名的人了。而他在队上还算一个文秀才，莫非真有那点本事？为了证实一下见解的正误，许进山放下报纸，拨通宣传科的电话。
没过一会，电话通了。对方听了这边的问话，一再重复不会错，多次强调确是四队的尤振雄。当弄清楚来电是何人从何处打出来的，李明波又充满热情地说：“是许书记呀？正好我也要找你呢。你们队的于新民已经到这里了。才几天，样样都能顶得上，相当得力，我可是好好的松了一口气了。为此我要感谢你呢。听我说，我们这个小报，今后的稿件来源，主要还是在基层，在第一线。书记呀，你一定要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对车队上有才干的人要多注意些，尽量做到走到哪，写到哪，干什么，报道什么。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广泛的记者群。你说是不是？”
“道理是这么说，就怕这些人水平低，拿不出高质量的文章。”
“这一篇就不错，就是你刚问的那篇，我打算送到省里去，怎么样？让我向你透露个秘密吧，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李明波故弄玄虚地问道。
“做什么？不就是开车运货，运货开车。”
“嗨，我的大书记呀，说出来你别吓一跳。他正在写书呢，一本有关尤老总的回忆录。”
“啊！”尽管对方已有提示在先，许进山还是吃惊不小。酗子真有那能耐？说不定这几个秀才确实得刮目相待。
李明波在那边拿着听筒听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不知人家想什么，又说道：“我还要预先通个气，你要有思想准备，这个尤秀才我早晚也是要的。当然，最近还不会•；•；•；•；•；•；喂，你在做什么？许书记，你自己也可以动手写嘛，起个带头作用。写好了直接交给我，我负责文字的润色和出版，怎么样？哈哈。”
许进山放下电话，满心欢悦。想不到宣传科的小科长也能看重自己，他很高兴。
说到车队的人员调出，他又不能不留个心眼。出于单位保护主义的狭隘观念，自家的能人谁肯轻易放出去呢。可是，人家又象上回那样，带着总站的调令来，又有什么法呢？小于调走的事，车队多数人不知道，连他本人也不甚乐意，但再无推辞的余地，人一回来就通知到新岗位报道。要有个什么对策就好了，他想到，如果能加重普通人在车队的身份，就多了几分讨价还价的本钱。要是尤振雄也负责有一项工作，不是就达到这个目的了吗？负责什么呢？工会！对！酗子有文化，群众关系好，对车队的事热心，让他出任工会主席不是很好吗？
偶然的一道闪电，使他看到了以往从未想过的空白地域。许进山为之一振，由此想开去，似乎又是左右逢源，一派谐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