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 兵者，诡道也

四、以守为攻的受降城体系

张仁愿到达朔方时，突厥已带着战利品，心满意足而去。

他一改穷寇莫追的惯性思维，逼着各部唐军向北追击，跨黄河入北岸，打了突厥措手不及，夺回大部分牧马和物资。

通过这次跨河追击，张仁愿发现内蒙河套段的黄河流速甚缓，根本不足以成为朔方防御的屏障。

他上奏朝廷，建议增加朔方的防御纵深，将触角伸过黄河，在北岸修建防御支撑点。

奏疏送至京城后，同为抗边名将的唐休璟表示反对，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颖。

但张仁愿并未给老前辈面子，反复上奏申明积极防御的意义。

此时，默啜可汗在朔方踢了铁板，开始将战略重心西移，准备联合西突厥势力，进攻唐朝在西域的盟友突骑施。

张仁愿认为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执意请求乘后突厥空虚，加强北疆防务，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

为保证筑城顺利，他又请求将服役期满的老兵暂时留下，以加快进度。

这时朔方军中，出现了畏惧突厥军队，集体逃亡的事件。张仁愿铁腕治军，将二百余名逃亡的咸阳籍士兵，全部斩于城下。

在血淋淋的惩戒面前“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随后，张仁愿又向北拓地三百多里，在牛头朝那山（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以吐蕃降将论弓仁（吐蕃军神论钦陵之子）为朔方军前方递弈使负责巡游警备，构建了一套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修筑受降城时，张仁愿没有设置壅门、曲耽战格等守备设施。

曾有人表示异议道：“边城没有防守设备，行吗？”

张仁愿答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如果敌人打到这里，当全力出战抗击，敢回头望城的人都该斩杀，何必设置守备，养成退守的习惯？”

《旧唐书·张仁愿传》：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却耽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这番问答，充分反映了张仁愿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并不寄希望于困守坚城，而是要以城防为链，锁住突厥这匹野马。

五、受降城体系与后突厥之衰

张仁愿用两月建成的三座受降城中，西受降城（内蒙巴彦淖尔市）坐落于狼山山口南，黄河渡口北，与灵州遥相呼应，为控扼南北交通的要冲。

中受降城（内蒙古包头市）正对黄河古渡口，为朔方郡的北大门。此处原有的拂云堆神祠是默啜可汗南下入寇前，必先祭祀求福之所。

东受降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隔河与胜州、榆林相对。

三座受降城从西到东，相去各4百余里，保护黄河北岸的后套平原、包头平原和呼和浩特平原，成功的锁住了黄河河曲地区。

因此，三受降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后突厥汗国已无“南牙”（南庭）根据地可言，无力回旋于漠南的默啜可汗，不得不返回更荒凉的漠北。

后突厥汗国作为一个纯游牧政权，有三条无可逃避的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此前，后突厥骑兵对唐朝北疆州郡的劫掠，使大批汉人奴隶、金帛、米粟、马匹流入，增强了后突厥的经济实力，使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张仁愿攻击型防御体系的建立，使突厥铁骑南下劫掠之路受阻，国家财富无以增加，很快就诱发了突厥国内的矛盾。

为缓和国内的压力，默啜可汗不得不向西、向北方寻求发展。

但后突厥强行的掠夺政策，又使西域的突骑施、西突厥，东北方的铁勒诸部、奚、契丹，再次倒向唐朝寻求庇护，反而加剧了后突厥分崩离析的进度。

三受降城修筑后，自景龙三年(709年)至开元四年(716年)七年间，投唐的部落多达19支，遍及唐东北至西北各处边疆。

可见默啜可汗的穷兵黩武，不但收益很低，反而促成了以唐为首的反突厥联盟。

因此，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默啜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北庭唐军、西突厥十姓可汗、葛逻禄联手相助，大败后突厥。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默啜围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再次被联军痛击，斩同俄特勤，默啜妹夫投降。

开元四年(716年)，唐庭发布《命薛讷等与九姓铁勒共伐默啜制》，联合九姓铁勒南北夹击后突厥。

虽然，默啜在与九姓铁勒拔野古部交战中获胜，但班师途中，默啜恃胜轻归，被袭而死，传首长安。

默啜死后，后突厥汗国日窘，始终在和唐与交战中左右摇摆，国力愈发削弱。

终在宝四年（745年）被唐、回鹘、葛逻禄联手绞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张仁愿的三受降城体系，使中原王朝的军事堡垒，延伸至游牧民族腹地，北拓疆域三百余里，为后世防御北患的定制。

该防御体系，成功断绝了后突厥汗国的经济来源，导致突厥被迫转向西征、北伐、东击。

因此，三座受降城的作用，远超军事堡垒的范畴，实为后突厥由盛转衰的关键性因素。

故史料才影三受降城者，皇唐之胜势也”之句，宋人在编撰《新唐书》时，给了张仁愿这样的评价：

“仁愿为将，号令严，将吏信伏，按边抚师，赏罚必直功罪。后人思之，为立祠受降城，出师辄享焉。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很多人可能更看重“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轰轰烈里，但一次两次的突袭，未见得能动摇游牧势力的根基。

而张仁愿的水磨工夫，却在之后四十年里，牢牢扼住突厥的命脉，使其萎缩而亡。

这才是以国为棋的顶级高手，不负李显“纾东顾之忧，释北垂之虑”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