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一百六十八章 收心会

元夕佳节过完,意味着大宋政府的休沐结束,一时之间各个部院衙门立刻忙碌起来。

新一年的第一次大朝议是在大庆殿举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常例,也算是过完年的收心会。

朝议之上,除了一些正常的大体安排,其中议论到的两件事情和钟粟关系非常重大,那便是即将到来的春闱和春耕。

前一年的秋闱,已经筛选出了大量人才,但最终决定命运的却是这春闱,最后最高级别的殿试是其中的重头戏,所谓的东华门唱名也真是三年一大比的高光时刻。

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已经具备了雏形,但制度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在宋朝被逐步解决。

宋朝对科举的重视还是很让人惊叹的,当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

这个19人也有一定的原因,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

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彻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

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钟粟的身份便是这么解决的,否则他想进入大宋公务员系统还真有麻烦。

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

当然,这次是特例,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宋朝也不算罕见。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

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他们觉得,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

所以,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也很难做到。

宋朝的考试还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便是文风的转变。

嘉佑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便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

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在考试内容方面,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

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

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

不过在后来的考试中,诗赋时而取消时而加入,和党争处于同呼吸共命运状态。

不管制度怎么变,或者主考官是谁,钟粟还真不在意,反正他知道考题,一番魔鬼式训练后,剧情就会在自己的手里随意控制。

朝会结束后,钟粟知道礼部的人便要忙起来了,他也得回去,让这次获得考试资格的学子们再临阵磨磨刀。

不过他很快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录取的名额显然太少了,加之糊名制度早已确立,万一最后东华门唱名被汴京大学包场,会不会有些辣眼睛?

但转念一想,这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包场又如何,反正就那点名额,丢进大宋的官场中,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官家,此次为官家登基一来的首场科考,这最后录用的人数,是不是要多恩准一些。”

欧阳宗文是礼部尚书,他最有资格提出这个,话刚说完,曾布立刻随了一把。

“官家,欧阳尚书说得颇有道理,多年党争致使人才凋敝,根据目前的考功来看,虽不能说腐儒充斥,但却有不少禄蠹,是该注入一股清流了。”

这倒是让钟粟无比意外,曾布居然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更让他佩服的是,曾布居然说到了党争,这种话放在以往虽然称不上大忌,但终归不便如此明显地宣之于口。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大宋朝中一直存在的党争彻底式微。

好大喜功的赵佶会不会答应,钟粟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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