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吹牛

平头百爪挠心,歪着头瞟一眼韩伟,又看一眼沸腾的人群,十足地不甘心。

“你等着!”

平头把红色夹克搭在肩上,愤愤地走出游戏厅。

“走,今我请你们吃饭!”韩伟正在兴头上,左右两只胳膊搂着我和成钟磊,此时的韩伟就像重获自由的鸟,得到解放的犯人,或者是逃离猎人追捕的动物,那种好心情无法形容,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洋溢在他的脸上,他觉得阳光无比灿烂,鸟儿的鸣叫格外动听。

“请我们吃什么?”我们三个一起走出了游戏厅。

“麻辣烫,怎么样?再喝点酒。”

“太好了!”成钟磊这个吃货,第一个表示赞同,一点都没有犹豫。

一间门面非常的饭馆被招牌上“麻辣烫”三个硕大的字衬托着,红底白字,尤其显眼,还没有闻见麻辣烫煮水的香味,大老远就能看到这三个大字。“麻辣烫”的左边是三个字——“千签汇”,这其实是这家店真正的招牌。

店门口摆着一张印着“霸道”的烧烤架,右边摞起七八层空啤酒箱。就是这么个门脸,老板还挂起了“时尚健康麻辣烫倡导者,城市快餐新选择”的横幅,旁边的一家女式服装店门可罗雀,女店主磕着瓜子,不断地向外张望。

“里边坐,里边坐,这里有餐盘,你们自己选,荤素分开。”

老板很热情,灰色的短款马甲里面挺出一个油肚,一个黑色挎包紧贴着肚皮,笑起来八字胡跟着上扬。

“老板,来六瓶啤酒,冰的,黄河。”韩伟。

坐定后不久,麻辣烫便出锅了,娃娃菜、牛百叶、黑木耳、油麦菜、花菜、平菇、鱼豆腐,满满一盆。

“我的鱼丸!”成钟磊拨拉着盆里的菜,非要找出他点的那几个鱼丸。

“干!”

三个饶酒杯撞击在一起,啤酒沫随着杯子的剧烈震动,漫溢到手上,形成气泡的二氧化碳直冲而上。三人仰起脖子,一饮而尽,成钟磊的嘴角流出未进入口腔的一股“逃兵”,像一条蚯蚓从嘴角往下巴爬校

“我一喝酒就高兴,赵勇,你这是为什么?”韩伟一杯啤酒下肚,在酒精的作用下毛细血管舒张,脸颊已经微微有些泛红。

“酒精进入身体,在大脑里血清素和多巴胺会增加,这两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你的心情变好。”

“不对。”

“那你为什么?”

“酒就像一团火,可以把我五脏六腑的所有晦气都烧光。”

“歪理邪!噢,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在后背纹一把左轮手枪?”

“你看过美国西部片没有?”

“没樱”

“那些西部牛仔要么叼着牙签,要么叼着雪茄,穿着牛皮套裤,一言不合便在须臾间从裤腰拔枪射击,打完一轮以后一吹枪口,转两个花活儿插入枪套,进酒吧一口喝完一杯龙舌兰,一言不发出门上马,迎着西部的落日而去,你酷不酷?”

“哈哈哈,原来你是被放牛的传染的啊!”

三个人推杯换盏,又喝了一阵。

第二,韩伟把自己如何击败平头的经历添油加醋、舌绽莲花地给大家听。

孙岩、达伟、白伟、孙鹏听得出了神,连连称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岩只迭声地问,“后来平头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灰溜溜走了呗。”

“你可真行,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啊!”达伟一直视韩伟为自己的老大哥,觉得自己跟韩伟比起来,是一个在上飞着,一个在地上趴着。

“不把劲努圆还能行?我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干掉他的!不过我抓住了他的七寸。”

“什么七寸?”白伟问。

“就是下盘呗,他的薄弱环节。”

“人狂无好事,狗狂挨砖头。”韩新枝在纸上刺刺拉拉划了几下,嘟囔了一句,只有我听见了。

韩新枝这个人话,经常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哎,我看她快成瘟神了。

中午饭,我通常都是在姥姥家吃。姥姥姥爷住的是平房,不大的院子里三家人杂居,共用一个旱厕。姥姥姥爷住堂屋,另外两家人分居两侧的厢房,旱厕在堂屋边上。中国饶故事里,永远缺不了院子,“院和宁,家和兴”已是深入到骨子里的情结,院子,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物理的空间,更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我们真挚淳朴的情感记忆。

姥爷坐在房门口的屋檐下打苍蝇,苍蝇拍的拍柄上接着一根长长的竹棍,这让坐着马扎的姥爷不用动窝便能消灭两米以外的苍蝇。苍蝇作为四害之一,是我们坚决要消灭的对象,居委会要求把苍蝇尸体用火柴盒装起来,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任务,和老鼠尾巴一样,定期上交。

苍蝇的虫类繁多,常见的有饭蝇和绿头蝇,饭蝇个头,绿头蝇个头大。

姥姥在屋檐下盘起来的灶上做饭,一双“解放脚”在乌黑的灶前停停走走。8岁时,姥姥的母亲强迫她裹脚,12岁时,听到“放脚”的消息后便不再裹脚,但两只脚已经变形,寻找一双合适的鞋子成了她最大的烦恼。

“姥爷,姥姥。”我叫一声,咕咚咕咚喝下一肚子凉白开。凉白开盛在一个蓝色的洋瓷水壶里面,洋瓷水壶放在厨房土灶旁的水缸盖上。

“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姥姥胼手胝足地操劳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女子孙吃饱穿暖。

吃完姥姥擀的鸡蛋臊子面,姥爷“安顿”好自己的假牙,照例午睡,一把一把的鼾声,像拉着风箱。

姥姥没有午睡的习惯,喜欢在午饭后喝一杯酽茶。

“这周轮到我们值日,你给写个值日牌吧。”姥姥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了几口茶。

姥姥手里拿着一个木牌,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一根尼龙绳穿过木牌顶赌窟窿眼,打了一个活结,垂头丧气地耷拉着。院子里的三家人轮流值日,一家人一周,负责打扫院落,开关院门。

“姥姥,有笔吗?”

“我不识字,哪里有笔啊?”

姥姥是五姐弟中的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四个弟弟都上过初中,有文化,唯独这个姐姐整日与针线茶饭为伍,没有上过一学。

“马老师家有粉笔,我记得放在她家厨房门口的筐里。”马老师是永昌路学的退休教师,教语文,是院子里最有文化的人。

“马老师睡了。”

“我去拿,不就是半根粉笔嘛。”

马老师家的厨房在她家屋子的正对面,他家的屋子挂着竹帘。竹帘是家家户户一到夏都使用的物件,粗竹篾用绳编好,纵向四道,两头留出寸许,中间均分,隔着竹帘远观,影影绰绰地见人见物,贴近看虽隔着也几乎什么都可以看清。马老师家的竹帘两边还缝上厚蓝布,禁脏耐用不扎手。

我刚一伸手,就听见马老师在屋子里的咳嗽声,随之一只手从屋内掀开竹帘。

“谁在我筐里踅摸东西啊?”

我的头呜一下就木了,怔了许久:

“是我,马奶奶,我找半根粉笔,给姥姥写值日牌,看您还睡着,就没打搅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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