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二章

如林黛玉、薛宝钗两人,都是美丽多才的少女,但一个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

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

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着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一个是以现实的利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个以感情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标。

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性格的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

又如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姐妹,一个善良懦弱,一个豪爽泼辣。

迎春和探春两人同为庶出,一个是戳一针也不吱声的“二木头”,一个是可爱又扎手的“玫瑰花”。

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

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

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是一种令人腻烦的奴才习性。

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着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妙玉企超脱尘世,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

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

金陵十二钗有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

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道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还有就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因为《红楼梦》改变了过去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比如作者把王熙凤放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各个生活侧面给予反复渲染,随着情节的发展,构成她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高度统一的性格整体;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并且作者写她同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她对贾母她们的逢迎,以取得她们的宠信,巩固自己的地位。

既突出了虚伪与做作,又表现了机敏诙谐、泼辣豪爽。

写她与荣宁二府的贾氏姊妹、妯娌、侄媳之间的关系,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对她的采取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表现她自私和权诈的性格。

写她与贾琏的关系,表现夫妻之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双重人格。

写她与尤二姐的关系,表现“外作贤良,内藏奸滑”的两面手法。

写她与贾府大小管家、奴婢下人的关系,表现她的拢络利用与残酷镇压并用的统治手段。

写她与贾府外部的关系,表现她勾通官府、胡作非为的性格。

总之,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于才,似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顶梁柱。

另一方面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又是从内部蚀空贾府的大蛀虫;治家与败家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对矛盾。

她要求尽情享受,为了金钱、权威而玩弄权术,置人死地,阴险毒辣;另一方面,也要求在精神上满足优越感,她那灵巧的机智、诙谐的谈吐、快活的笑声,确实令人叹服。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既使人觉得可憎可惧,又有时使人感到可亲可近的典型人物。

人物的丰富性,还表现在“美丑泯灭”,宝玉在对女孩子的“爱博而心劳”中,又带有贵族公子的习气,在追求个***中,又带着迷惘感伤,在“痴”、“呆”可笑中表现他的可爱。

正如脂砚斋所说“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智,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个颦儿可对,令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

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性格中不同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写出了真实的人物。

以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在这方面,可以说过去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薄弱,《红楼梦》却取得了巨大进步。

首先,《红楼梦》写出了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

因为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封建淑女的形象,但是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

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个少女,面对着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她又用理性原则掩埋爱的心迹。

在探望宝玉时,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得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感情与理性两股潜流在内心冲突,使我们看到人物心灵深处。

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

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

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

如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都是描写心理活动的杰作。

还有像是四十五回,宝玉冒着雨去看望黛玉,穿着蓑衣戴着大斗笠,黛玉说:“那里来的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黛玉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

及至说出来,想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而“宝玉却不留心”。

这里黛玉说错了话当然是“无心”;后悔与害羞是“多心”,但这种害羞又包含着她的“有心”。

后来宝玉要走了,她劝他带上自己的玻璃绣球灯,千般叮嘱宝玉要小心。

不要摔了,表现了对宝玉的“关心”,联系上面的描写,表现她的无心,又是平时“有心”的流露。

宝玉走后,当夜深人静时,听到窗外的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想到自己没有父母兄长,婚姻大事无人主张,又不觉滴下泪来,感到伤心。

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同时《红楼梦》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对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与把握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实在和空幻的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

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神秘感。

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显示出高雅的诗人小说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精品。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所避循的创作原则就是“实录”。

他取材来自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的“离合悲欢”,及其家族的“兴衰际遇”,没有一点因袭、摹仿的痕迹。

既不是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

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

作品的叙事由于渗入了抒情因素,更具有一种空灵、高雅、优美的风格。

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永久的探索的课题。

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象征的形式,使作品婉约含蓄,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

它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其心理深度。

它备述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

整部小说像一首维丽深邃又婉约缠绵的长诗,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萌。

并且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各种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育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槽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

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以宝玉与熏玉的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为主线,同时,体现了贸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

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

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红楼梦》众多的人物与事件都组织在这个宏大的结构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筋络连接,纵横交错,又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它像用干条万条彩线织起来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巨锦,天衣无缝,浑然天成,既像生活本身那样丰繁复杂,真实自然,又笼罩着一层真真假假、实实幻幻的神秘的面纱。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

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与宝玉又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t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影相加,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

要知道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说书发展而来,因此,说书人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到了《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

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迟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事人叙事方式。

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红楼梦》开头部分叙述石头的来历,是一个叙述人;作品的主体部分,即石头所记之事,是由石头作叙述人。

作为石头这个叙述者,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它幻化的宝玉是作品的主人公,但宝玉游太虚幻境时,又是不参与情节的叙者。

由于叙述人的变化,产生了自人观人,又自天观人的视角双重性,石头在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人间写真的基本情调。

而石头之外的叙述者和游太虚幻境的贾宝玉,又从天上看人间,世间的男女一生下来就难以摆脱封建的人生规范和礼仪制度,终于演出了封建叛逆者和封建维护者的双重悲剧,既是“树倒”,也是“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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