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
还有就是浪漫类型和现实个性的结合。
因为如果浪漫类型主要是由神魔的特点所决定的话，那么其现实个性的刻画则更多是继承了历史的形象塑造艺术。
可见，这种结合同样与《封神演义》题材构成的特点有关系。
像是高尔基:“神话乃是一种虚构。所谓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基本的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
“但是，如果从既定的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想象——所愿望的和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就是神话的基础。”
由此可见，神话里的形象是可以、而且事实上许多就是作为概念的化身和思想的象征。
当然，这与一般作品的概念化不同，它不是作者的主观臆想，而是对现实的概括、现实的抽象、现实的幻化。
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背叛正义和弃暗投明的现象，因此，在神仙中就有申公豹的卑劣活动，也有长耳定光仙的正义行为，作者通过这两个具体形象概括了现实中某类饶思想品质。
另外，这些浪漫主义类型的外形描写，往往也是现实生活的幻化。
如申公豹，作者赋予他以一个面朝脊背的形象，这种超现实的外在标志，正是他助纣为虐、倒行逆施的象征。
总之，作为浪漫主义的类型形象，这些还是有典型意义的。
现实个性，是与浪漫主义的类型形象相对而言。
它描写的不是为概念而想象设置的形象，而是具有一定个性的现实中的人。
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作者既能写出一些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比如土行孙机智幽默中有贪痴的一面，闻大师愚忠中又有正直之气等等，他们的性格特征不是一个抽象名词能够概括得聊。
同时，作者还能写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像第三十回对黄飞虎反叛前后的描写。
当他听到夫人坠楼、妹妹被害的消息时，是“无语沉吟”;当他看到身边四将持刃反商时，是迟疑“自思:‘难道为一妇人，竟负国恩之理，将此反声扬出，难洗清白??’”。
当他想把四将叫回一起走时，转念又把他们大骂一场;而当周纪设计激将时，他便一气之下决定反出朝歌;以后，随着情绪的稳定，就清醒地认识到纣王的无道，终于变被动反商为主动归周。
这里，写出了黄飞虎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的发展、转化，从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
遗憾的是，书中这种较有个性的描写并不很多，特别是一些宗教神话人物，形状怪异，法术离奇，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性格特征。
以及程式描写和特征描绘的混合，像是《封神演义》的程式描写，包括抄缀韵语和神仙斗法两个部分。
对于这些，我们不能只看一面，也不能简单否定。
因为在抄掇韵语的同时，还混杂着一些较有意境的散文描绘;在神仙斗法的后面，还暗含着一些科学想象。
如果把“珠玉”从“鱼目”中挑选出来，它们还是会闪光的。
首先，关于抄掇韵语和意境描绘的混合。
自然对人类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对自然也有深厚的感情。
可是，在中国古代领域里，这种关系却很少被重视。
虽然也有一些描写，但大都游离于人物性格、感情之外，而且都是套用现成的“有诗为证”，几乎不用散文来描写。
但在《封神演义》中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凡是像古代其他中那样用韵语描写自然环境的，不是抄缀前人，就是文笔拙劣，千篇一律，毫无生气。
另一方面不同于古代其他的是使用了散文描写手法，并通过移情表现，写出人与景的关系，却是很有新意的。
关于韵语描写，书中多抄掇了《西游记》的文字而稍加改易。
比如第十二回哪吒到宫看宫景色的韵语，与《西游记》第四回孙悟空乍到宫所见之景的韵语描写大致相同。
第三十九国冰冻歧山通过姜子牙眼睛看的雪景韵语，与《西游记》第四十八回通河遇雪对雪景的描绘韵语，也有不少文字相同;第四十三回闻太师眼中所见的东海金鳌岛赞，与《西游记》第一回形容花果山的韵语几乎字字相同。
这样的描写当然没有景物的个性，没有人物的感情，只能是环境描写的一种程式。
关于散文描写，则是环境描写的一大进步。
它突破了堆砌词藻的韵语程式，用清新流畅的散文笔调、富有感情的艺术眼光，写出了不可重复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交融着人物的感情。
比如第二十三回写弃却朝歌、隐于磻溪、守时俟命的姜子牙，面对渭水，“只见滔滔流水，无尽无休，彻夜东行，熬尽人间万古。正是:唯有青山流水依然在，古往今来尽是空”。
这里写流水，也是写“逝者如斯”的人生常情，更是他那“何日逢真主，披云再见”的怅惆期待之情的形象写照。
又如写闻太师的出征，所见的景色都染上了怡饶感情色彩;而当败回之时，“但见山景凄凉”，不禁“回首青山两泪垂”。
因情生景，又触景生情，人情与物态往返交流，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同时，作者经常用富有特征的景物描写，为人物活动创造了和谐的环境气氛:当渭水文王聘子牙之时，是“三春景色繁华，万物发舒”之日。
而妲己设计害比干，则是“彤云密布，凛冽朔风”的冷酷之景。
总之，《封神演义》的写景状物虽然有抄袭的现象，也有拙劣的文笔，但比起其他神魔，也有不少富有意境的描写。
其次，关于神仙斗法和科学想象的融合。
想象，是文学创作的翅膀，尤其是神魔的创作，倘若没影神与物游”、超越时空的想象，那么，他的创造就会失去这类应有的魅力。
许仲琳和其他神魔的作者一样，都具有异常丰富的想象力。
但他的想象力点不在创造一个系统完整的神话世界，也不在描绘一些奇形怪状的神魔形象，而是在作品里创造了几百种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令人叹服的“法宝”。
例如那个随身法宝累累的赵公明，偏偏遇到了武夷山散人肖升、曹宝。
他们只有一件“法宝”，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落宝金钱;赵公明每祭起一件“法宝”，就被落宝金钱带落，入于二人之手。
最后赵公明祭起双鞭，落宝金钱就失效了，肖升被打得脑浆迸裂而亡。
又如号称玄都至宝的太极图，据妙用无穷，可是一沾上姚君所炼的红砂，也只能失陷在落魂阵里。
又如张奎、土行孙的地行术，身子一扭就能钻进地里，并且跑得飞快，真可谓神妙。
但瞿留孙影指地成钢法”，一道符箓烧化，他们在地下就寸步难行，只得束手就擒。
像如此众多的斗法描写，确实会给人以奇异神妙、轻松愉快的艺术感受，而且对近代科学也有着启示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必须有个限度，太多的斗法描写，必然会出现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最后导致失去新奇的艺术魅力。
这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斗法描写，其中有得也有失。
以及历史幻想化的神魔，就是把历史故事的幻想化。
像是《平妖传》，全名《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元末明初罗贯中着。
冯梦龙于明末万历四十八年据此增补成四十回的《新平妖传》。旨在演化宋代贝州王则起义及被镇压之事。
四十回本前十五回主要写蛋子和尚盗得九大秘籍“如意册”，在圣姑姑的主持下，和左黜儿一道，炼成七二十二般道术。
十六回起和二十回本的第一回衔接起来，写胡媚儿托生到胡员外家，改名永儿，在其前世生母圣姑姑的秘密传授下，炼就一套杀伐变幻的本领，并在圣姑姑的周密安排下，超度了卜吉、任迁等，收之为党羽。
又把永儿嫁给王则为其内助，同时嘱托众妖人一齐做王则的辅佐。
然后趁贝州军士哗变之机，以妖术挪运官库中钱米，买军倡乱，杀死州官，据城为王。
朝廷遂派文彦博率师剿杀，因得诸葛遂智、马遂、李遂“三遂”之助，最后是“贝州城碎剐众妖人，文招讨平妖转东京”。
《女仙外史》一百回，约成书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吕熊，字文兆，号逸田叟。
作品假托唐赛儿系嫦娥转世，燕王朱棣系狼星被罚，他们为了上的夙怨便在人间成了仇担
燕王起兵谋反，攻入南京，建文皇帝逃走，而唐赛儿就起兵勤王，普济众生，经过前后二十多年的争斗，最后兵临北平城下，追斩朱棣于榆木川，功成升。
关于王则起义和唐赛儿起义之事，正史都有记载。
前者见于《宋史》卷二九二的《明镐传》、《通鉴长篇纪事本末》等书;后者见于《明史?成祖纪》、《明史纪事本末》等书。
《平妖传》、《女仙外史》虽然是以这两次起义为题材，但却是在作者主观创作意图指导下的变形的描写。
《平妖传》是歪曲起义的事实，把“官逼民反”的起义写成是道首圣姑姑的点化和授意，因而把起义领袖视作“妖人”，把他们殊死的斗争称为妖术，使王则起义的本事退居次要地位，而神魔妖魅的活动反而成为故事的主体。
《女仙外史》是改变起义的性质，作者在开篇就陈述题旨:“女仙，唐赛儿也，就是月殿娘娥降世，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赛儿起兵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而今叙他的事。有乖于正史，故曰《女仙外史》。”
可见，作者为了表现“褒忠殛叛”的主题，有意地把唐赛儿起义和明王朝削藩与反削藩的斗争扯在一起，杜撰了许多情节，把农民起义写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从而改变了唐赛儿起义的基本性质。
作为历史故事的演化，二书的作者都能在作品中透露出较为进步的历史观。
《平妖传》虽然把起义英雄视为“妖”，但能在第三十七回借李长庚之口明确指出:“妖不自作，皆由人兴。”
龚澹岩在评《女仙外史》第十七回时也总结道:“定可以胜人，谓一时之败。人定可以胜，乃百世之纲常。”
从“妖由人兴”到“人定胜”，可以看出两部作品对历史探索的共同基调。
在表现忠奸方面，主要是借历史影射现实。
像《女仙外史》就是借写明初的史实来隐喻他对明清之际社会现实的看法，从而寄寓作者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
《平妖传》一方面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贪婪，客观上透露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消息;同时还描写了病态的封建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
那作者是如何把这两个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第一，杂以神仙道士之术。
第二，贯以想象幻想之情。第三，衬以奇幻瑰丽之景。
同时，二书的作者还摭取了具有朴素意识的民间传和有关仙真、山岳河渎的神话传，把它们编进“起义阵线”，用它们反映社会风貌。
除上述《三遂平妖传》和《女仙外史》二书外，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将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神魔，这就是《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一百回，作者罗懋登，字登之，号二南里人，主要活动在明万历年间。
书叙明初郑和、王景弘等人下西洋通使三十余国之事，并穿插了许多神魔故事和奇事异闻，在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神魔中是颇有特色的一部。
发生于明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明史》有记载，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史料和传。
史料方面有一批随郑和出使的人们的着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
传的则主要是大量的民间传闻，在郑和还活着或者死后不久的时候，他下西洋事迹已被神化，从而在渴望探求奇异的人们心中唤起了浪漫的幻想。
罗懋登就是在这些史料和传的基础上，创作了《西洋记》，其中真人和神人杂陈，史实和幻想并列，力求表现作者不满丑恶现实、痛心国威不振、希望重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盛貌，以实现重振国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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