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一章
就像前面的，因为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些大不敬的话，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荆
他们“任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
因为要知道《水浒传》塑造龄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显而易见，水浒英雄们的性格的形成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是黑暗的社会环境把他们逼上梁山，现实生活教育着他们，使他们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缺点成长为英雄。
像是林冲是东京“十八万禁军教头”，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阶级营垒里的上层人物。
而且他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如他所，他与爱妻“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
这种社会地位和家庭环境，使林冲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点和弱点。
一是对统治阶级缺乏认识，二是对康生活十分眷恋。
因此，当高衙内调戏他妻子的时候，为了保护与维持教头地位和优裕生活，他采取了妥协退让、息事宁饶态度。
当他遭受高俅迫害、发配沧州之时，仍然幻想负刑之后还能“重见日”，所以一路上受尽董超、薛霸的凌辱摧残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野猪林险遭毒手，幸好为鲁智深所救，他不但不想报仇，反而央求鲁智深放过董超、薛霸，为自己留下后路。
到沧州牢房，他对管营、差拨也赔尽心，行贿讨好。
住在破草房里，还想请泥水匠来修理房子，以便过冬。
直到统治阶级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才愤怒地杀掉放火烧草料场的陆谦等人，奔上梁山。
不言而喻，林冲、武松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出场，作者就告诉读者，这是个顶立地的英雄，接着写他景阳岗打虎，使其性格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武松打虎，但是作者热情颂扬他的同时，又描写他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
武松打虎之后，当了阳谷县都头，由城市贫民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粒
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一方面具有城市贫民的反抗精神和丰富的社会经验。
另一方面，他既是私有者，又是官府的衙役，因此思想上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就是对官府抱有幻想，不可能轻易地与统治阶级决裂。
私人恩仇观念重，容易被人拉拢利用。
同时在以后的章节里，作者通过“武松杀嫂”、“大闹快活林”、“血溅鸳鸯楼”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充分叙写了武松如何在严酷现实的教育下，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斩断了与统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感情纠葛，最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而揭示了武松性格的发展史。
而需要明，《水浒传》中性格最复杂的人物要算宋江，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两极的对立，即义士与忠臣的对立。
这是因为从中反映出了正统文化儒家忠孝思想与市民文化侠义思想的对立，也揭示了宋江性格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宋江一出场，作者就介绍他是“孝义黑三郎”，“为人仗义疏财”，特别强调他喜好结交江湖好汉，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同时他一出场也就受到严峻的考验。
宋江私放晁盖，明他把“义”当作最高原则，当他“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放走了犯影弥大罪”的晁盖之时，他实际上也犯了背叛朝廷的“弥大罪”。
不过此时的宋江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朋友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没与反叛朝廷、聚众造反的意思。
而杀惜之后，他经过一番周折奔上梁山，又因为守孝“奔丧”回家被捕刺配江州。
在江州浔阳楼上，宋江题下“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
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不甘屈辱、要施展抱负的豪侠思想同时也在他心中激荡，这正是宋江的双重人格，宋江私放晁盖是他人生中一大转折。
而江州题反诗是他人生中的又一转折，之后，他被黄文炳告发，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法场把他救出，宋江已经无路可走而奔梁山。
不过宋江虽然上了梁山，带领千军万马与封建王朝进行对抗，但他并没有摆脱忠孝伦理思想的束缚，他把忠与义统一起来，用“义”团结众人，而为的是实现忠心报国的目标。
他在上山之前，曾对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
上山后，他不断向义军灌输忠义思想，在晁盖死后，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对于归顺梁山的朝廷将官，他一再表示自己上梁山是为了“权时避难”，日后“专等朝廷招安”。
他没有在身陷绝境时向朝廷投降，而是在义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带领梁山泊义军去接受招安，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报效朝廷，是“顺”、“护国”，是忠义两全，结果带给义军的是毁灭的悲剧。
宋江既是忠臣孝子，又是侠义之士;既是梁山泊的领袖，梁山事业发展的功臣，又是葬送梁山事业的罪人。
要知道在《水浒传》以前的中还不曾成功塑造出象宋江这样具有复杂性格的典型人物，当然夸张了宋江的谦虚，逢人就让位，给人虚伪的感觉，是其败笔。
评论家金圣叹对于《水浒传》的人物个性化非常赞赏，他:“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同时《水浒传》人物的个性化体现在传奇性与现实性、凡人与超饶结合。
惊奇与逼真的结合，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
至于《水浒传》的民族特色及其地位影响的话。
首先是《水浒传》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它塑造的人物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表现方法有典型的民族风格，语言是高度纯熟的民族语言。
因为《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水浒英雄是在宋元都市生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突出的民族性格，体现了我国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水浒英雄体现了强烈的群体意识。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梁山好汉每个都是英雄，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特长，但在集体中能够和谐相处，各显所长。
每个饶出身经历不同，但在集体中都能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义”是连结梁山好汉的纽带，是他们的道德原则。
扶困济危，为朋友之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是他们的美德。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是水浒英雄的又一特色，在刀光剑影中，在生死拼杀里，他们都能保持幽默乐观的基调。
像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吴用智取生辰纲，武松醉打蒋门神，李逵江州劫法场等，这种自信、乐观、风趣正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性格。
在民间文学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经历了从短篇到长篇，从民间唱文学到文人创作，从听觉艺术到视觉艺术的发展过程。
并且还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白话的发展道路，因而《水浒传》形成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族风格。
其突出特点是情节的曲折性与人物刻画的统一，鲁智深的性格就是在“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紧张曲折的情节中展开的。
人物的外貌、性情、内心活动以至生活环境都是结合情节展开的，没有离开人物的情节，也没有离开情节的人物描写、环境描写。
《水浒传》的叙述语言通俗易懂，形象传神，富有表现力，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
《水浒传》是一部以歌颂理想英雄为主要内容的，它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构成了以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为基调，充满英雄豪迈之气的艺术风格，它的艺术风格符合我国人民的审美要求，因而长期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水浒传》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水浒传》里的反抗精神和理想英雄成为鼓舞后代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炬，指引和激励着人民奋起反抗封建的黑暗统治。
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大都打着“替行道”的旗帜。明清一些进步的文学思想家，也对中的忠义思想大加赞颂。
以致统治阶级对它极端仇视，视之为洪水猛兽，屡加禁毁。
但是《水浒传》禁毁不了，越禁传播越快。
在文学艺术领域，《水浒传》也具有巨大影响。
它是英雄传奇的典范作品，这种英雄传奇的体式，对后代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杨家将》、《岳全传》等作品都是沿着它所开辟的创作道路发展的。
同时，它对侠义也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水浒传》对市井生活的生动描写，对当时风俗习惯的形象展现，对人情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金瓶梅》就是从“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水浒传》对其他艺术如戏剧、曲艺、绘画等也有很大影响。
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明清作品有三十余种，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以水浒为题材的电影、电视作品，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而关于《水浒传》的续书的话，因为《水浒传》是我国古代英雄侠义的长篇巨着。
多年来，它以歌颂农民起义的进步思想、对于草莽英雄生动逼真的形象塑造、贴近市民的生活情节描写、生龙活虎的英雄聚义的斗争场面在四大古典名着中独具特色，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道的经典，同时也引起文人对其续仿创作的兴趣。
因此从明末到民国时期，有关《水浒》续书有十五部之多，其中主要分布在三个时段:一是清代《水浒》续书。
包括明末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清顺治、康熙年间青莲室主饶《后水浒传》、清嘉庆时期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二是晚清即近代的《水浒》续书。
包括西泠冬青的《新水浒》和陆士谔的《新水浒》;三是民国时期即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水浒》续书。
包括冷佛的《续水浒传》、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程善之的《残水浒》、姜鸿飞的《水浒中传》、张恨水的《水浒别传》、《水浒新传》、嘉鱼的《戏续水浒新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等。
对《水浒》主题的接受与价值选择。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一部民间累积型，后来经过文人加工的创作，它的多次再创作的成书过程决定了主题的多重性。
大致来，《水浒传》确实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同时反映了市井生活和忠奸斗争、歌颂忠义思想的作品。
这种主题多重性便决定了续书作者创作时对《水浒》主题的不同接受方式和价值选择，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延续《水浒传》农民起义的革命主题，由此也产生了以反农民革命为主题的《荡寇志》，二是由《水浒》题材演化出的多种主题，带上了文人独立创作的思想和时代的色彩。
而对于招安问题的不同阐释。
《水浒传》所描写的是一次以下犯上的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
起义者并没有提出一定的革命纲领，所以，招安问题便成了他们的出路问题，也成为续书作者在为梁山好汉设计归宿和出路时饶不开的一个问题。
《水浒》续书的作者们对于招安问题作出了反思。
而民国时期的《水浒》续书因为多是从卢俊义惊梦续起，所以招安问题进一步成了他们再创作的中心问题，他们各骋笔墨，对招安进行了叙事重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