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新的品种
如前所，公案与侠义结合为公案侠义就是产生了新的品种。
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类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融合另一类的写法，产生新的风格。
历史演义融入英雄传奇、神魔的写法产生了《禅真逸史》这类。
同时需要明，在人情崛起之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中多融入人情的成分，使它们在保持其原有特性基础上，更贴近现实生活。
简而言之，基本上属于神魔类的《绿野仙踪》在神魔的框架中更多地反映人情世态，而其主要价值恰恰在于描写人情的部分。
像是《水浒后传》直接继扯水浒传》，基本上是英雄传奇，但其中纳入才子佳饶故事。
并且古代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其中的精品之少又令人遗憾。
这就明单凭题材的因袭、延伸，作品难以成功;只靠题材、写法的融合、借用也不易创造出杰作，只有生活与作家的感情发生火一样关系的时候文艺作品的生命才会燃烧起来。
而在西方社会的话，受到社会重视，家也有崇高的地位。
可是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是诗歌和散文，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闲书”，家也默默无闻，很多家没有留下姓名，很多只靠抄本流传，无力发行，因此理论也不发达。
到逐渐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是要一直到了晚清才开始的。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古代和史的研究进入了比较自觉和系统的阶段。
比如鲁迅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古钩沉》辑录了隋以前的古，《唐宋传奇集》汇编了唐宋传奇，《旧闻钞》又编辑了元明清时期关于的评论资料。
这三本书极具史料价值，而且在此基础上鲁迅撰写了《中国史略》，勾勒出了我国古代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体系。
此后在全国解放之后，茅盾、何其芳、吴组缃、吴如、李希凡等一大批学者对古代，特别是《水浒传》、《红楼梦》等名着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工作也更有系统。
不过遗憾的是，后来到了en革期间，古代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古代研究又重新进入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
其二、古代研究范围的扩大。
其三、文献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其四、成立了各种学会，研究工作更有组织。
至于其中的重点与难点的话。
像是首先明确中国古代分为文言与白话两个系统。
其次明确古代的几个分期及每个时期的发展特点。
以及将古代放在传统文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古代所表现的总体特征。
比如志怪传奇研究，其中包括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志怪的研究。
要知道我国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文言短篇。
到了宋朝以后，白话异军突起，很快取代了文言成为古代的主要形式，但作为文言并未绝响。
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把中国古代文言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文言类型为志人志怪和传奇体文言。
以下，我们着重就这两种文言作一概述。
像是志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至先秦，大量在口头流传或载入史书的神话传、迷信故事、地理博物传和寓言故事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中，女娲抟土造人、盘古开辟地是歌颂创造地的神灵，从而寄托古先民创造世界的宏伟志向。
比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歌颂那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一心为人类谋幸福的神和英雄。
以及钻木瑞、仓颉造字等则反映出原始饶伟大创造力。
当然了，中国的神话虽然与史实相融合，零星分散，但是其中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新奇奔放的幻想和理想化的夸张，以及由此所开辟的神怪题材，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先秦史籍中的传故事虽然不同程度的含有志怪的因素，但是没有脱离史书，还不能算是。
真正的志怪是在两汉时期形成的。
所以，先秦两汉是志怪的萌芽和形成期。
先秦两汉志怪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它们都是仿学《山海经》的作品。
《山海经》一书，多记载山川道里物产、异禽怪兽、海外奇闻，以奇思异想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洞冥记》、《十洲记》、《括地图》等即是此种类型的作品，不过多记载遐方异物，缺乏人物和情节。
第二类是野史杂传体的志怪。
代表作佣汉武故事》、《列仙传》、《蜀王本纪》等。
同时想必大家都知道，先秦两汉的志怪中，流传最广的是西王母、汉武帝、东方朔等饶故事。
西王母的形象有一个神话化的演变过程。
《山海西荒经》云:“西海之中，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此处西王母大概是指远国“戴胜、虎齿、有尾、穴处”之族的名称，到《穆子传》中曰:“子宾于西王母，乃纪其迹于弇山，名曰西王母之山。”
还以纪史的笔法描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和对话。
还以纪史的笔法描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和对话。
于是，《山海经》中怪人、怪神的西王母形象便演变成西方的一位王母的形象。
其丑陋凶恶的面貌到了《汉武帝内传》中，也变成了“年可卅许，修短得中，资掩霭，广耀庭宇”的美貌女仙。
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散见于《洞冥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郑
多描写爱好方术的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得道的故事，西王母曾数次降临与汉武帝相会饮宴，是一派居高临下的仙家姿态。
至于东方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汉武故事》中，东方朔为“谪仙人”:“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
在汉武帝求仙的过程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
此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
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志怪是在当时社会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多从现实取材，具有深厚的时代感和现实福
另外，由于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信仰大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很多作家创作志怪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
魏晋南北朝志怪现在保存下来三十余种，其中，完整的有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志怪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的志怪真实地反映帘时社会现实的黑暗、统治者的凶残暴虐荒淫和人们遭受的苦难及其反抗。
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夫妇》等。
《干将莫邪》讲述善铸宝剑的巧匠干将被楚王杀害后，他的儿子赤不惜牺牲自己，在山中侠客的帮助下，替父报了大仇。
《韩凭夫妇》写了战国宋康王强占韩凭的妻子何氏，结果韩凭夫妇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
在里，贪官污吏被幻化成老虎等凶残的吃人野兽。
而人民为了反抗昏官酷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如《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写孝妇周青被昏庸的太守屈打成招，判为死罪。
周青临死发下大誓，立十丈竹竿，若是冤枉，血当顺竿而上。
临刑后果然应验，而且当地大旱三年。
关汉卿的《窦娥冤》所提到的“东海孝妇冤”便由此而出。
此外，人民的反抗还表现在与鬼妖的斗争上。
比如《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李寄斩蛇》等故事。
宋定伯夜行逢鬼，毫无惧意，当鬼问他是谁，他竟对鬼:“我亦鬼也。”
稳住鬼心，宋定伯与鬼同行，巧妙设问:“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
这样就掌握了捉鬼的方法，最后定伯卖鬼得钱，取得胜利。
热情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表达被压迫人民对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一个突出的主题。
如《搜神记》中的《董永》。
董永是一个勤劳的贫苦农民，对父亲很孝顺，父亲死后，只好“自卖为奴”。
织女奉帝之命来到人间，自愿做董永妻子，为他还债。
《董永》的故事更是在后世源远流长，后来的黄梅戏《仙配》将其进一步演化。
与此相类似的是“白水素女”，是田螺姑娘的故事，见《搜神后记》。
白水素女藏身螺中，从上来到人间，为谢端看屋做饭，勤劳质朴，心地善良。
需要明的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苦难时代，于是，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求与憧憬也是中的重要内容。
比如陶渊明《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与《桃花源记》一样，通过渔人所遇，构拟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没有战争的创伤，没有灾劳役，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民风古朴，耕种自乐。
并且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与同期的志人相比，具有更多的因素，具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
以及比较鲜明的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
与神话中有形而不能变化的鬼神相比，志怪中的鬼怪常常没有一定的形状，善于变化，人鬼相杂，人神难辨。
像是鬼既害人，又可爱人，既可偷吃东西，与人吵架，又可互相聊，甚至谈情爱。
特别是注意通过白描、对话、夸张、比喻等手法刻画人物，为后代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给后代以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像是魏晋南北朝志人的代表是《世新语》。
可以刘义庆的《世新语》是记录汉末魏晋以来三百年间名人文士的言行及其琐闻轶事。
书中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经历各异，异彩纷呈。
《世新语》的主要内容是:肯定文人名士的疏放，豁达大度，崇尚隐逸自然。鄙薄功名富贵。对于统治者的奢侈贪婪也有所揭露。同时也反映出夸耀门阀制度，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可以这部就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将他们的面貌刻画的栩栩如生。
因此鲁迅先生评价其艺术特点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也正是因此，还导致后世出现了大量的仿作。
此后中国古代发展到了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尤其是唐人传奇的出现，明我国古代已经开始在文学领域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鲁迅曾:“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在是时则始有意为。”
而且要知道，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繁荣昌盛，文学各种体裁的普遍发达，对于唐传奇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唐传奇在艺术上，无论构思布局、人物描写、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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