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我的价值
说到订单，我最满意或者说公司最满意我的是我曾经跟随着薯条把一个很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从北京带了回来。
谁会知道2006年深秋时节一个瘦高个儿脸角上有条不太清楚的疤痕的青年和一个剪着中学生短发的有些发福的超大龄女生来过北京呢？我想，这固然是屈指可数了，不过这当中至少包括一家地地道道的意大利餐厅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个狡猾的中年日本男子，其余的实在是无关紧要。
北京的深秋很难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说他壮美也好，说他惨淡也好，甚至有人用绚烂来形容他的五颜六色，我觉得这都无关痛痒，就像老北京的豆浆，谁人知其味？谁人不知其味？
很多上了年纪的北京人说起北京的秋天来总是自信满满，笑容满满，那种幸福感恐怕只有尼泊尔的信徒才能企及，只不过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大自然的恩赐都不是永恒的。
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根本没办法真正品出这里秋天的内涵。我只能感受到郊外满眼的惨淡和城内渐渐强烈的西风正在把北京装扮成一张色彩冷峻的贺卡。祝贺我能来到这里坐在意大利人开的咖啡馆里面听着美妙的音乐品味着琥珀色的咖啡。我喜欢不加料的咖啡，因为我讨厌枝缠蔓绕的复杂，曾几何时我甚至愿意把北京的秋天比作不加料的咖啡或者是中学时代里褪色发黄的语文课本。北京秋天的颜色和它们一模一样。
我坐在薯条对面。看着她，我又联想到南国的秋天。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攀枝花城里还是烟雨蒙蒙，但怎么都不至于和惨淡联系在一起。敲相反，南国的秋天里除了一些落叶乔木剪去了指尖的枯黄，岁月依然显得十分保守，看起来似乎是亘古不变，满世界里还是生机勃勃。至于《红楼梦》里秋窗风雨夕描述的“连宵脉脉复叟叟，灯前似伴离人泣”似乎也只有十分孤独的人才能察觉。
当然商业社会里的人就像一棵常青树，永远看不到世界的尽头，除非有一天，经济变得和大自然一样萧条，只是时下不可能。
薯条一侧的脸对面有一个四十多岁光景满脸棕色短胡须拿着小提琴的外国人技艺娴熟地演奏着一曲《魔鬼的颤音》，他边拉小提琴边时不时地朝薯条这边投来暧昧的眼光。我想他多半是个意大利人。尽管我没有和他开口攀谈的机会，但他的肤色和外表都是典型的南欧人种，而且能把这首曲子演奏得让我对面的这个大龄女孩如此神魂颠倒似乎只有它故乡的人们才有此才华。不但如此，即便是他的胡须的颜色也如此恰到好处，几乎能与木饰的墙壁融为一体。
“你为什么不上前跟他打个招呼呢，找机会？”我说。
“那样做会显得很没有格调。”薯条并没有用责备的语气，相反，显得十分柔软。
“所以你不用正眼去看？”
薯条瞅了我一眼。
“你猜他是哪国的人？”我说。
“意大利。”薯条小声但干脆地说，生怕被距离她有五六米远的那个男子听到。
“如何这般确定，万一他是梵蒂冈人呢？”
“因为每次来到这里都能见到他，女人的直觉。”
“哦！直觉。”
我们都停顿了一会儿，暂时无话可说。
“对不起，你知道洗手间在哪儿吗？”我先打破了这个美丽的似乎只有琴音在荡漾的无话可说的沉默。
“转身向右，拐进通往里间的过道，一直向前就是了。”她都懒得抬起手指，只是凭嘴描述一番。她似乎不愿意打破这种美好的境遇，和我的对话显得十分谨慎。也就是在那时我确定我对音乐没什么天赋，何其美妙的音乐我置若罔闻，我有些六神无主，似乎预料到了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她那时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滑稽，但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的话，我也会变得十分滑稽，可事实上我的嘴巴似乎失去了控制。
“似乎您对意大利人的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我很抱歉，开了一个不能算作玩笑的玩笑。其实我的重点只是想强调她的艳遇，至于格调，我完全没有在意，或者说无所谓。
我有些得意，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失落，我边走边嘲笑，却一不留神撞上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当他开口用日语说抱歉的时候我知道了他的出身，只是对抢别人台词这种事情感到十分意外。这样一来，不是显得我没有修养就是显得他很有礼貌，他倒是里外都不吃亏。
接下来我注意到了这个日本中年男子，让我忘掉了刚才的不愉快。他的外貌一般，甚至可以说有些糟糕，身材矮小而且瘦弱，两边的眉毛颜色很淡而且不怎么协调，但是一身名牌西服和银色的眼镜多多少少掩饰了一些滑稽的外表。他躬身说抱歉的时候样子显得很稳重，但当他直起身子面对着我的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吉次郎。
我正欲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又再一次抢在了我的前头，这让我顿生他似乎早有预谋之感。他说：“因为——专心——看画——撞上您了。”
我至少可以理解为他刚进餐厅就被眼前的画迷住了。可是这家餐厅门口正对面悬挂的只不过是一幅莫奈的《睡莲》的低劣复制品而已，我刚进门的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再简单不过。
“那只是一幅低劣的复制品而已。”仅仅是为了说点什么而说了，而且说完我就转身告辞了。
可是当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那个日本人还站在那里饶有兴趣地观看。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侧过脸来问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迫不及待很吃力地说。
“很简单，色差太大。”为了不再让他费神，我简洁地说，因为看到他表达很吃力的样子我很揪心。
“色差太大？嗯，我也知道它是假的，但能在这种昏暗的光线下看出颜色方面的问题的确不简单，”这会儿他的表达顺畅了许多，“您见过真的？”
我不知道要不要如实地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和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作为歉意我已经在他身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没见过，但我见过一个朋友手中的几幅比这个高明的高仿真作品。我钦佩她的执着。”
那个朋友就是吴晓玥，一个不同一般的女孩。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心里还是酸酸的，对我来说已经太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我真想大声地说：“你在哪儿？”
“她不会让我失望。就这样。”我说完后别了这位莫名其妙遇上的日本人，回到原来的座位。
薯条还在那里犯傻。不过当我坐下后，她却一本正经地问我：“你会画画。”
“我想我不会。”
“什么叫做‘我想我不会’？”薯条并不理解我这里的含义。
为了回报她的好奇，我把中学时代跟老灰学画画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她。她觉得很逗，不过我并不介意，因为这毕竟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而且离现在已经算很遥远了，没人会追究它的刑事责任。这也并非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只是对我的无能为力感到抱歉。
薯条似乎很乐意知道别人也有和她一样的伤疤——其实我并不确定她有没有被人拒绝过，我只是从她的面相上判断，就算她也有吧。
“很难理解，你是这样认真的人。我以为你对一切都很无所谓。”
“随你怎么说。”我说。
“哦，那么我想我对你又有新的认识了，只是可惜那个女孩已经得到她所想要得到的了。”作为对我刚才对她的无礼的回报，她这样打趣。
“随你怎么嘲笑。”我说。
“话虽如此，但你不觉得你真心喜欢的一个女孩得到她所想要的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吗？”
“也许。”我淡淡地回答道。
“成全别人。这应该是你这样的男孩所具备的品质。只是稍有遗憾。”
哦，见鬼！“稍有遗憾”多么见鬼的词语，不知是对我的安慰还是要体现她的胸襟宽阔、大公无私，而且我更乐意接受它的第三种可能性——让我承认我的阶级地位——既然我是这样渺小的角色就不应该存在过多的奢求，那是徒劳无功的，这正是“你这样的男孩”的真正含义。
接受过特殊教育的薯条，有时，说话很不一般，你得用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只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记住一点：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她口中所说的“安慰”本身就是自私的一种表现。
“得了吧Ｎ止是稍有遗憾，简直就是不该有遗憾。”
她听起来很舒服。
我接着说：“我说，会不会画和懂不懂欣赏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它们有关系。”
“我懂，这么说来，你应该再给我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如此懂得欣赏此类画作。”
我岔开一个话题，没成想又掉进另外一个陷阱。谁知道呢，吴晓玥为什么要那么喜欢莫奈的油画？即便是在和我们一同旅行的路上都不忘随身带上一本莫奈作品的画册和几幅高仿真作品。
起先，我只是看到画册，这还得归功于我在下关喝醉的那个晚上，当我第一次醒来看到她枕边平静地躺着和她一样安详的画册的时候，我对它爱慕无比。
再后来，我和老灰、楚雨琪有幸见到了那几幅别人赠予她的高仿真作品。我才意识到我这一生似乎将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只是自我意识的膨胀。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难道我要把这些也告诉薯条等人？绝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属于他/她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她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甚至是上帝。尽管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当薯条不仅仅想知道我如何懂得欣赏似乎还乐意知道我脸角的伤疤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日本人用餐的效率的确很高。
“介意我在这里坐一会儿吗？就一会儿。”日本男子诚恳地说。
“坐吧。”薯条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回敬于他。
“没有打扰到你们的谈话吧？”日本人坐定后说。
“没有。”我很感激他这样问，虽然只是毫无意义的客套话。不管怎样我不用再接二连三地掉进薯条的“陷阱”里。
“我是说，我要走了，但很想跟你们（他看着薯条，很肯定薯条是我的领导）讨教一些生意上的问题，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日本人像是憋了很久的样子，一口气把它说完。
“好，你说。”薯条看看我，似乎她也跟我有同感。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日本人终就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他终究是想把自己标榜作主人，他语气坚定，表达流利了不少，那个目光灵动，有些闪烁的吉次郎消失了，“我在去年的西部商交会上见过您。我知道你们从中国的西部来，是做生意的。我对中国的西部也很感兴趣，那里最终将是中国市场瓶颈的突破口。只是这两年的环境不是很有利，也许我已经错过了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倒是不假，求他们来投资的时代已经快终结了）。”
那个日本人在说到这里的时候表现出极其惋惜的样子。很显然他顶多只能算作后起之秀，他居然能错过那样的投资时期，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小角色上不得大场面。即便如此我还是很佩服他的表达能力能在瞬间爆发，他刚才的谈话简直可以用滔滔不绝来形容。再把他的表达能力和他的外表作对比，我真有些怀疑浓缩的就是精华，真是江湖在外，到处都是高手啊。而且他居然做生意做到咖啡厅里来了。
那个日本人总是让我感到意外。当我接过他给我的名片的时候，我看见那上面赫然印着三个公司董事长的头衔，难道在中国做生意真的那么简单？我不禁纳闷。而且做生意能做到这么滴水不漏，我的意识中只有德国人有这个能力（那也是跟着薯条做生意时的收获）。显然，之前我低估了他做生意的能力。
“其实，我很欣赏你们的眼光，特别是这位年轻人，我想贵公司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一定会很成功，大大地成功！希望我们可以合作。”
原来，他早有预谋，原来薯条的确老了。“年轻人”言下之意是薯条的确已经不在年轻了，他可真有眼光，只可惜他后面的那句话让人很反感。薯条也早有准备，不但跟他交换了名片，还把我给公司做的宣传资料给了他一份。
那个日本人走了，他在走之前还给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正是那个建议我们有了后来的公司（所以严格地说后来我给薯条提的那个建议也有那个日本人的功劳，只不过当时薯条没有猜透那个日本人的意图），正是我们按计划行事，那个日本人最终可以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生意，并且最终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个日本人的确很精明，不但给别人指明了方向还给自己日后的扩张铺平了道路。薯条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一个让他的说话不再让人反感的建议，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格调？去她的格调，也去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