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郝队长另有疑虑
第七章郝队长另有疑虑
因为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索家一下子死了三个人，这应该算是深仇大恨了吧！“”案一下子死了四个人。导致陶家惨遭灭门。不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绝下不了这样的狠手。上面，笔者曾经提到过，虽然两家人心里面有疙瘩，但还是照常来往，既然来往就应该很熟悉，这也符合同志们的基本判断，凶手一定是对陶家非常熟悉的人。俗话说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一九五年年秋天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到一九七二年秋天陶氏灭门惨案，事情过去了二十二年，这个时间已经非常漫长了。当年十几岁的索大友和索大贵也过了而立之年。
刚开始，郝队长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制造“”灭门惨案的可能还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无声无息地杀害了四个人，难度应该很大，两个人，把握就更大了。一个人杀死四个人，不是什么难事，难就难在无声无息地杀了四个人——十一月六号的夜里，除了椅子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和猫叫声之外，魏大妈没有听到其它声音。
索梁栋有三个儿子，老大索大富因为天花没出好，眼睛瞎了，老二索大友，老三索大贵。两个人都在农村务农，因为成分不好，再加上父亲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这档子事情，他们当兵、考大学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光耀门楣，一洗前耻，兄弟俩发奋努力，读书非常用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和父亲那档子事情，学业只能止步于高中毕业。当时，在农村，能把书读到高中毕业的人非常少，农村是需要有文化的人的，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读书就跟没有读书一样，老二索大友曾经报名参军——空军飞行员，而且已经顺利过了体检关，带兵的很喜欢他，索大友身体的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这是非常难得的，参加体检的有二十一个人，但身体完全符合条件的就只有索大友一个人，可让索大友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在政审这一关被卡住了，家庭成分是有点影响，但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父亲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这件事情，按照当时的政审条件，这种人的子女是不能当兵的，当空军就更不行了；老三索大贵曾经竞选过大队治保主任，而且是高票通过，可拿到公社审核的时候被否决了，原因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因为这个历史污点，兄弟俩在个人问题上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对象是谈了不少，可女方的家人到村子里面一了解到索梁栋的情况，就立马抬腿走人。总而言之，因为索梁栋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污点，索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平时不敢挺胸走路，生活中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因为陶为良的爷爷告发了索梁栋，他不但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嘉奖，陶为良的父亲当兵的时候，在过政审关的时候，也没有受到索梁栋的影响。按照当时的政审条件，单凭索梁栋这档子事情，陶为良的父亲就不能当兵。
这对索家的刺激是很大的。
当然，因为陶为良的爷爷做了对不起索家的事情——连陶为良父子都这么认为，所以，陶家人在很多方面都尽力帮衬索家，陶家毕竟做了对不起索家的事情，毕竟是血缘非常近的亲戚，冤家宜解不宜结，陶家人也想弥补索家的损失，以表达对索家人的亏欠。索大友和索大贵的老婆就是陶为良的父母介绍的，他们结婚前的彩礼钱也是陶家出的。结婚的一部分费用也是陶家出的。老大索大富因为是个瞎子，一辈子没有结婚，两个弟弟组织家庭之后，陶为良就通过关系找到公社领导把索大富搞到公社福利院去，这样一来，就减轻了两个弟弟的经济负担。因为这件事情，索家人对陶为良感激涕零。
这就是索家人经常和陶家人来往的主要原因。
案发前几天——即十一月二号，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还带着孩子到陶家来过呢。这个情况是邻居魏大妈夫妻俩和袁发展夫妻俩提供的。兄弟俩到陶家来的时候，带了一篮子鸡蛋，两只老母鸡，三只野兔，四只野鸡和一个猪后腿——索家刚杀了一头猪，借着新鲜劲，送一个后腿给表哥表嫂一家人尝尝，陶为良还切了一些多肉分给魏大妈家、袁发展家和祝大鹏家尝尝——索家人每次来，都不空手，总要带一点土特产什么的。陶家也会将一些土特产分给几个邻居，所以，几个邻居对索大友和索大贵印象不错。走得时候，几个邻居也会买一点东西让他们带回去。
那一天，陶家人热情招待了索大友、索大贵兄弟俩和他们的孩子，临走的时候，宁志秀还给索大友的女儿和索大贵的儿子买了一身衣服，每个人还有一双漂亮的皮鞋。
索大友和索大贵在案犯前几天曾经到陶家来过，这不能不引起郝队长的高度重视。于是，他对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晚上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走访。
让郝队长苦恼的是，索大友和索大贵兄弟俩提供的证人都是索家的亲戚——或者是和索家关系密切的人，索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沾亲带故的人很多。在遇到一些事情的事情，亲戚们抱的很紧，从和他们的接触中，郝队长明显地感觉到，索家所有的亲戚对陶家的灭门惨案都包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意思是，这是陶家人的报应，他们都知道陶为良的爷爷告发索梁栋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参加公判大会的人有很多，学校的操场站不下，很多人站在操场外面的马路上，站在更远地方的人只能听广播。如果索大友——或者索大贵和证人串供的话，那就很难说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欧阳平。郭老和陈杰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警方和索大友、索大贵以及几个证人的谈话记录。听了郝队长的说明之后，三个人对谈话记录进行了反复的阅读和认真的研究。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份谈话记录（笔者选择了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也是欧阳平、郭老和陈杰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一部分谈话记录（郝队长和索大友的谈话记录，谈话时间是十二月三号下午两点，谈话地点在索大友家——之前，索家两兄弟并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以陶、索两家的关系，警方不可能把索氏两兄弟列入怀疑对象，索氏两兄弟之所以进入警方的视线，是因为在前期的调查中，有人在无意中提到了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事情，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刑侦人员肯定要对索氏两兄弟展开调查。）：
郝：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索大友：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郝：请回答我的问题。
索：你们是不是怀疑陶家的案子是我做的？
郝：在案子水落石出之前，谁都不能说自己和案子无关，一切都要凭事实说话——我们只是在调查，你只要以实相告就行。
索：我和陶为良是表兄弟，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我父亲是他的舅舅，我怎么会——这可能吗！”
郝：你们虽然是姑表兄弟，但你们之间是有积怨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积怨。
索：我和陶为良家有积怨？还不是一般的积怨。你们真会开玩笑。我也被你们弄糊涂了。
郝：你不糊涂，你的心里比我们还明白，有些事实是无法回避的。
索：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
郝：那我就说了，不管我说了什么，你千万不要跳脚。
郝队长要说的是一九五零年秋天索梁栋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事情，这应该是索家人心中永远的痛，郝队长揭索家人内心深处的疮疤，索大友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当然，郝队长要说什么，索大友心知肚明——他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索：说来听听。
郝：一九五年秋天发生的事情，你应该还记得吧！
郝队长没有把话说的太直接——尽量不去刺激索大友。
索：（索大友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一九五零发生的事情和你们现在调查的案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郝：一九五零年秋天，在事发之前，你父亲索梁栋得到警方要抓他的风声后，便躲到了陶家在乡下的房子里，陶为良的爷爷知道这个情况后，怕连累家人，先劝你父亲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便向警方举报。你母亲在你父亲出事的当天悬梁自尽，你奶奶也一病不起，不久也撒手人寰。因为这件事情，你们索家人对陶家人耿耿于怀，从此结下了梁子。
索：捕风捉影的事情，你们竟然当真了。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这样，但我们索家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郝：你们索家人是怎么想的呢？
让索大友把话说透并不是一件坏事。
索：既然你们提到这件事情，那我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我父亲作恶太多，一九五零年，有人写举报信告发我父亲，我父亲想到城里陶家去避一避风头——这是他第二次到陶家去避风头，第一次，陈家二丫头投井自尽之后，他家人纠结了二十几个亲戚到我家来找我父亲算账，我父亲连夜躲到陶家去了，后来，爷爷奶奶花钱平息了这件事情，还花钱买通了上面的人，我父亲才躲过了一劫，但那是在解放前，解放后，情形不一样了。我奶奶和母亲极力反对我父亲再躲到陶家去，我家人都知道，我父亲出事时迟早的事情，与其东躲西藏，不如听候政府的发落，即使躲起来，迟早还是要被抓到，抓到以后肯定要罪加一等，我奶奶和母亲主要是担心连累陶家人，既然知道我父亲躲不过这一关，再去连累陶家，这很不地道。所以，我父亲被抓之后，我们一点都不怨恨陶家，相反，我奶奶和母亲还觉得有愧于陶家。有一个事实是，不管陶为良的爷爷向不向警方告发，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父亲都难逃一死——因为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使我们索家心里有些怨恨，也应该全消了。自从出了我父亲那档子事情以后，陶家人非常内疚，这么多年，他们怀着愧疚之心帮衬了我们很多。他们在经济上经常帮助我们，我们兄弟俩的对象都是陶为良的父母介绍的，彩礼钱和结婚的钱也是陶家人出的。我家人进城看病，每次都是表嫂忙前忙后。你们可以找陈家大院的邻居打听打听，这些年来，我们和陶家人一直走的很近。你们所说的怨恨早就烟消云散了。我父亲本就是该死之人，他做的坏事太多，害死了我奶奶和我母亲，拖累了我们兄弟俩一辈子，为了一个该死之人害死四个至亲的人。这于天理不合。索大友说了很多，而且说的合情入理。
郝：我们想知道十一月六号晚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
索：我在老表家打麻将。
郝：从什么时候到打到什么时候？“
索：从晚上七点左右打到凌晨三点。
郝：三点以后呢？
索：三点以后，在老表家睡了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郝：和你在一起打麻将的都有哪些人？
索：老表陈怀仁，还有陈怀仁的同事李正林和蒲永江。地点在陈怀仁家。陈怀仁家在盘城镇。
后经调查，李正林是陈怀仁的连襟，蒲永江和李正林是远房表亲。索家在当地，亲戚很多，但在了解情况的时候，索大友并没有言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郝：陈怀仁在什么单位工作？
索：在盘城镇生猪屠宰站。李正林和蒲永江也在屠宰站工作。
既是同事，又沾亲带故，陈怀仁、李正林和蒲永江提供的证据确实值得掂量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