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唐朝 —— 独领风骚数百年(1)

唐朝,诗歌的国度和海洋;唐朝,中华民族最绚烂的记忆。

唐朝,华夏民族最自豪的荣光;唐朝,五千年中华文明最动人最耀眼的华章!

清代诗人赵翼在他的《论诗》里这样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以为,对唐朝而言,“各领风骚数百年”改为“独领风骚数百年”似乎更为恰当。

在辉煌的古代历史中,唐朝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一座丰碑。大唐盛世,曾引多得多少的赞叹和自豪。大唐风韵,更引得无数人痴迷癫狂。在大唐朝盛世之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艺术之上,唐帝国都达到了我国古代一个高峰。

谈到唐朝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唐太宗。在中国古代众多帝王之中,我以为唐太宗应当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其人武可定国,文能安邦,实乃帝王中之出类拔萃之人物。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18的次子李世民的劝说下决定起兵。乘着隋炀帝避难扬州,瓦岗军、江淮义军、河北义军驰骋于中原,而隋朝关中空虚之机,一举夺取了长安,建立了唐朝。

从晋阳起兵,到定长安,再到整套群雄,李世民总是冲锋在前,霍邑(今山西霍县)斩隋朝老将宋老生,河东灭刘武周、虎牢大败窦建德所领的10万大军,成皋(今河南荥阳)逼降隋朝悍将王世充、河北击破刘黑闼……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为唐朝的建立了下汗马功劳。

待“玄武门之变”夺取了政权之后,唐太宗又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国家。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积极纳谏,仅仅名臣魏征一人所谏就达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远远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只有贞观王朝。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

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飞跃——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奴隶社会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飞跃,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的决定,避免了失误。中国历史上有853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的胸襟。

在经济上,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唐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贞观之治,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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